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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理論根基
【發布日期】:2014-08-01 08:43:10          【作者】: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刑事審判工作的決定》,要求探索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積極開展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筆者試對該制度的理論根基進行探討。
    一、學說之爭
    (一)國家責任說
    國家責任說認為,國家對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負有保護之責。犯罪侵害的發生與國家對公民的保護盡責不夠有關。由于國家對國民的保護不夠完善和得力,國家理應對被害人遭受的損害予以適當救助。從權利與義務的對應性看,國家責任說是值得肯定的。公民有保障國家安全、保守國家秘密、依法服兵役、納稅等義務;公民只要依法履行了對國家的義務,同時就取得了受國家保護的權利。為公民的生活提供安全、安寧的環境是國家的責任。無論具體原因是何,公民受到了犯罪侵害,就是國家沒有盡到防止犯罪發生的責任。公民作為納稅人,其繳納稅金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犯罪侵害的發生總是與國家機構中某些部門的工作效率不高有關,國家向被害人支付救助金,也是向納稅人承擔責任的表現形式之一。[1]
    (二)社會福利說
    社會福利說認為,犯罪的被害者境遇十分悲慘,國家理應在生活上予以扶助。這一觀點強調,社會福利是社會成員共同創造的。社會福利,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公民具有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社會成員遭到犯罪侵害,社會理應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社會越發展,人類的文明程度越高,福利事業就更應當發揮其保護弱者的作用。在現代社會,犯罪人即便被囚禁,也享受到人道的待遇。如果被害人雖有自由,但連起碼的生活保障也沒有,兩者相比就顯失公平了,尤其是毀容等惡性犯罪的被害人,由于生理上的摧殘和心理上的創傷,雖然生命尚存,但活著卻要比死去更難受。社會應當不斷地提高國民的福利水平,福利性投資既要考慮國民的普遍享受率,又要向處于困境的被害人適度傾斜。犯罪被害人救助法,就是向公民提供福利性保障的規范。[2]
    (三)命運說
    這種理論觀點認為,犯罪是任何社會都無法避免的一種社會現象,犯罪被害人是因為某種機會而遭受某種犯罪行為侵害的不幸者,因此被害人無理由獨自承擔和忍受這種不幸,也就是說,只要犯罪存在,總會有人成為被害人,而被害人是在正常生活中碰到某種機會和社會條件時才成為被害的不幸者,正是他們的被害,才使其社會成員幸免被害,才換來其他社會成員的安寧,因此社會上未被害的幸運者應當分擔遭受厄運者的一部分損失,即應當給予被害人一定的救助。
    (四)社會契約說
    根據權利義務對等原則,由于國家壟斷了公共全力,包括追究和制裁犯罪的權力,當然也要相應承擔保護和救助被害的義務。如政府禁止民眾持有或攜帶槍支等武器,而又明知犯罪人卻往往攜帶武器或兇器,自然表明政府有確保民眾不受犯罪侵害的責任,政府與民眾之間存在一種自然產生的默契和約定。
    (五)刑事政策說
    該說主張,為維持、確保對刑事司法的信賴,通過對一定的重大犯罪的被害人進行救助,以緩和社會的報應感情。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刑事政策上的意義是通過對被害人進行救助,回復由于發生犯罪而失衡的法秩序及國民對刑事司法的信賴,由此而安定社會秩序。[3]
    (六)社會防衛說
    該說認為,為了提高刑事偵查破案率,應當鼓勵刑事被害人主動報案,揭露犯罪人,積極配合警察逮捕犯罪人,行成強有力的社會防衛體系,增強社會防衛功能。如果漠視刑事被害人的存在,疏于刑事被害人權利的保護,在追訴犯罪時勢必失去被害人的配合。如果加強對刑事被害人的保護,國家救助被害人的損失,能起到減少犯罪的作用。因為對被害人的國家救助,將增進其對司法認同感及向心力,使之主動提供司法合作,大膽揭露罪犯。犯罪得以有效控制,社會防衛能力得以增強鞏固。[4]
    二、本文觀點:刑事政策說之提倡
    國家責任說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意大利著名犯罪學家恩里科·菲利的犯罪飽和理論認為:導致犯罪的原因有三類:人類學因素(個人因素)、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任何一種犯罪乃至整個社會的犯罪現象都是上述三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不過在不同犯罪中,各種因素起作用的程度和方式有很大不同。但總的來說,社會因素在三種因素中起的作用最大。每一個國家在客觀上都存在上述促使犯罪發生和變化的三種因素,但這三種因素又是不斷變化的,這些因素的變化引起了犯罪現象的變化。因此,每一年度犯罪的多少顯然都是由不同的自然和社會環境與行為人的遺傳傾向和偶然沖動相結合而決定的。就像我們發現一定數量的水在一定的溫度之下能溶解一定數量的化學物質但并非原子的增長一樣,在一定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下,我們會發現一定數量的犯罪。[5]犯罪飽和法則是人類犯罪學史上的重要成果,它告訴我們犯罪是不可避免的。國家當然有責任保護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但卻不能避免公民遭受犯罪侵害,也不能因為公民受到犯罪侵害就認為國家保護不力,沒有盡到責任,因為犯罪的存在有其必然性。而且,如果根據國家責任說,被害人的被害是因為國家的責任,那么國家就應該對所有犯罪的被害人提供與國家所應承擔責任相當的救助。而事實上,幾乎所有建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國家都對救助原則、救助對象、救助條件、救助數額等做了一定限制。如:日本、法國、德國確立了避免雙重救助原則,即只有在被害人從其他途徑獲得的賠償或救助不充分時,國家才給予救助。當國家做出了救助后,被害人又從其他途徑獲得了充分的賠償或救助,應退回國家救助;新西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都將救助對象限定為暴力犯罪的被害人;日本的《犯罪被害人等救助金給付法》、臺灣地區的《犯罪被害人保護法》都規定如果被害人對于被害負有主要責任、被害人不與司法機關合作或對被害人進行救助有悖正義理念的,國家可拒絕救助;[6]至于救助數額,日本、美國、英國都做了最高救助額的限制。可見,國家責任說與各國實踐不符。
社會契約說與國家責任說本質是相同的。啟蒙思想家洛克認為,“在自然狀態下,每個人都是維護自然法的法官,但為了防止對違法者的懲罰出現過火行為,有必要通過社會契約的方式調整。人們放棄了這種權利,而把它轉讓和集中于國家。這樣,只有國家才具有對社會成員之間所犯罪行規定懲罰的權力。作為公民,國家對刑事案件的判決其實就是他自己的判決,是他自己或他的代表所做出的判決。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理論依據,是保護他們的財產,在此方面,自然狀態有很多缺陷。”[7]質言之,在自然狀態下的人們出讓自己一部分權利組成國家,國家在接受權利的同時有義務保護人們的權利不受侵犯。社會契約說、社會保險說與國家責任說都源于社會契約理論,都主張國家有義務保護公民不受犯罪侵害,否則就有義務給予救助。如上文分析的那樣,這種觀點并不能自圓其說。
命運說看到了犯罪現象存在的必然性,認為正是被害人的受害才使其他社會成員免受犯罪侵害,沒有理由讓被害人獨自承擔犯罪危害后果,應由社會成員共同承擔。如此說來,對被害人的國家救助就應該具有普遍性,是國家的責任,這與各國實踐不相符。該說存在國家責任說同樣的缺陷。
社會福利說作為對被害人進行社會救助的理論根基似乎更合理。
社會防衛說其實是刑事政策說的一部分,刑事政策說比社會防衛說更全面。
    筆者贊同刑事政策說,理由如下:
    其一,對刑事被害人的保護從應然角度來講應該是全方位、多層次的。從保護階段上講,可分為訴前保護、訴中保護、訴后保護;從實施主體來講,可分為罪犯賠償、國家救助、社會救濟;從保護形式上講,可分為物質賠償(救助)、精神撫慰。不同的保護手段功能不同。精神撫慰的功能是幫助被害人從犯罪的陰影中走出來,恢復正常的精神狀態;社會救濟的功能主要是為被害人提供物質幫助,擺脫因犯罪造成的生活困境;而國家救助的功能應是在特定條件下對被害人進行救助,以回復國民對刑事司法之信賴,安定社會秩序。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不能代替其他保護手段,發揮其他保護手段的功能。
    其二,各國實踐證明了刑事政策說的合理性。如上所述,建立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國家基本都對救助原則、救助對象、救助條件等做了限制規定,而如果根據刑事政策說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第一,沒有必要對所有的犯罪被害都進行救助,救助對象應限定于,若不救助,便不能使國民恢復對法秩序的信賴的程度和種類的犯罪被害。第二,救助金是根據國家的刑事政策,從一般預算中所支出的一種慰問金,數額較低也無妨。第三,不管是多么嚴重的犯罪被害,當被害人一方具有被害原因(挑釁、過失)時,即使不予救助也不會招致對刑事司法的不信任,因此,對這種情況應當不給付或減額給付救助金。”[8]這種限制恰恰與刑事政策說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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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許永強:《刑事法治視野中的被害人》,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第170頁。
[2]趙可:《被害者學》,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217頁。
[3](日)大谷實著、黎宏譯:《犯罪被害人及其補償》,《中國刑事發雜志》2002年第2期。
[4]莫洪憲:《刑事被害救濟理論與實務》,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90頁。
[5]汪明亮:《論犯罪生成模式與犯罪飽和性生成模式》,《法學雜志》2004年第5期。
[6]楊正萬:《刑事被害人問題研究》,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44-348頁。
[7](英)洛克著、葉啟芳等譯:《政府論》,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77頁。
[8](日)大谷實著、黎宏譯:《犯罪被害人及其補償》,《中國刑事法雜志》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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